早期佛教和神仙图像混杂的造像风气，随着两晋佛教的日益成熟，逐渐消弭，虽然在西晋中期的谷仓上，还偶见佛像和吉祥纹样并置的余风，但到了东晋，墓葬出土的陶瓷明器上很少再有佛像的发现。这个现象说明，在晋代高僧大德积极弘宣佛法的努力下，人们对佛教已有较深刻的认识，佛教的发展已渐渐地与神仙信仰分道扬镳，佛像已成为独立的宗教造像题材，信徒礼拜的主体对像。

　　两晋帝王和贵族名士皆崇信支持佛法，使佛教蓬勃发展。北方为胡人所占据，史称五胡乱华。其各诸君主本非汉人，故特别崇信支持外国来的佛教。当时来华高僧渐多，如晋代时在敦煌的竺法护、后赵的佛图澄、后秦的鸠摩罗什、昙无谶、佛驮跋陀罗等高僧，他们翻译甚多的佛经。国内的高僧如道安、法显、慧远、僧肇等高僧们，也讲经说法，致使佛教蓬勃的发展。当时建佛寺、凿石窟、造佛像蔚为风气。

　　两晋、十六国佛像，已成为宗教礼拜的主体，不与神仙道术相混合。造像古朴雄伟，长眉杏眼，穿通肩或袒右肩袈裟，手作禅定印，结跏趺坐，受印度犍陀罗及西域佛教艺术影响。主要有甘肃地区石窟的佛像和金铜佛像等。

　　佛教美术在文人名士参与，如大画家顾恺之(345~406)、艺术家戴逵(326~392)等，是我国佛教美术开创时期。

　　美国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所藏的一件三世纪末坐佛，是西晋佛教造像的重要遗品。这尊坐佛身着通肩袈裟，双手重迭，作禅定印，平放腹前，结跏跌坐于方台之上。其五官轮廓较深，唇上有髭，衣纹自双肩垂落，布排自然。袍服质地虽厚，但衣下的身体结构交代清楚。这些风格特征与印度犍陀罗式的雕刻完全吻合，乍看之下，还以为是西域的作品，但台座左侧的供养人身着宽袍大袖的汉式袍服，必是汉人无疑，故此像当出自我国匠师之手。(注1)

　　藤井有邻馆所藏的一件金铜菩萨立像，亦为一件三世纪末精品。据此像为陕西三原县出土。该菩萨像唇上有髭顶有高髻，长发披肩上身袒下着长裙，肩披天衣，足踏草履。身佩环颈与垂胸二重璎珞，手戴臂钏。胸肌微鼓衣襞隆起流畅写宝，裙沿呈菱形转折，这些特色均受印度犍陀罗雕刻的影响。但与犍陀罗造像仔细比较，我们发现，这件菩萨的肌肉不如犍陀罗菩萨像壮实而且与四川出土东汉陶座上的坐佛一样祂的头手比例稍大，显示西晋匠师在铸造此像时，在印度佛教雕刻的基础上，也融入了国人造型的观念。(注1)

　　中国北方后赵、后秦、北凉等国的佛教发展迅速，寺院数量应该比较可观，其中的雕塑、壁画随着寺院损毁而丧失。亚星体育官网然而，十六国的金铜佛造像有一部分留存于世，为海内外一些博物馆收藏，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十六国佛教造像风貌。此外，甘肃境内遗存下来的早期石窟中，留下不少十六国时期的佛教图像，具有重要的价值。这些石窟寺较多模仿当时地面寺院，可以作为了解十六国寺院图像的重要补充资料。

　　338）金铜坐佛，是我国现存纪年造像中最早的件作品。此佛身着通肩袈裟，结跏趺坐于方台之上。此佛额际宽平，发丝梳理整齐。长目杏眼，眉眼疏朗，鼻翼宽，鼻梁低，面形和五官特征均已中国化。衣以身体中心为轴，呈U字形层层布排，左右对称，整齐规律，躯体结构抽象概括。此像的制作已脱离印度和中亚美术原型的束缚，将外来的佛教图像和汉民族的艺术传统互相结合，孕育出独特的风格面貌。(注1)

　　40公里处黄河北岸的小积石山。1962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在第169窟发现西秦建弘元年（420）题记，这是现存十六国时期洞窟中仅存的明确纪年题记，它的发现使得该窟图像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炳灵寺石窟第169窟不仅规模最大，时代最早，而且图像内容丰富。该窟图像是研究西秦佛教的直接资料，对于认识早期河西石窟图像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注2)

　　造型简练古朴雄伟，衣褶用贴条与阴刻线，是典型早期受印度及西域佛教艺术影响的作品。

　　东晋、十六国时期，南方皇室贵族竞相营建寺院，北方诸国的部分统治者除了建寺外，还支持营造石窟。无论是地面寺院还是石窟寺，其中都需要塑像绘画，庄严道场。与此同时，伴随着世俗信众人数的迅猛增加，佛像也被供奉于私人宅院的厅、堂，以便于早晚供养瞻礼。此期佛教图像的制作不仅在数量上突破前期，而且在士人艺术家与民间匠人的共同努力下，其风格样式与艺术造诣也取得明显的发展与提升。

　　戴逵以成功改造外来样式留名千古，顾恺之则将气韵生动、形神兼备的审美追求融入创作，瓦棺寺的维摩诘像就是他的代表作。东晋实可谓我国佛教美术的开创时期，是中国佛教美术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